婚丧嫁娶、节庆祭祀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日常生活该怎么过，各地有各地的风俗。这些风俗大都是积淀下来的，在传统历史长河中能够流传到现在，历经上百年甚至上千年，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文化韧性，移风易俗不是那么容易就能一步到位；而有些是新兴的时尚，流风所向势难逆转。一纸公文就想快速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并不容易做到。譬如，去年河南最严“禁放令”，初衷不可谓不好，决心不可谓不大，然而在数日内几度反转，足够值得我们深思：今天，我們该如何“移风易俗”。
风俗并非不可移易，但是如何移易，却很有技巧。在这方面，古人曾经留下过许多经验和教训。
周初，太公和周公分封于齐鲁两地。周公之子伯禽到了鲁地之后，“变其礼，革其俗”，强力推行周礼，足足推行了三年才有所成效。而太公到了齐地之后，“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五月而政成。周公知道以后感叹说，姜太公治理齐国，“平易近人，人必归之”，可以想见以后齐国要强盛于鲁。历史证明了周公的预言，在齐鲁两国共同的历史中，齐国政治开放灵活，齐强鲁弱的局面伴随始终。
可见，移易风俗的方式方法必须简便易行、因势利导，其作用结果必然是“平易近人，人必归之”。虽说也能赢得部分百姓的赞同，但去年河南“禁放令”的被迫更改，正是因为此行为违背了“移风易俗”的规律，最终导致好心办不成好事。
大干快上、速干速成。这在某些领域内还能运转有效，但也不是屡试不爽，在任何领域内都适合。在风俗文化、教育培养、精神塑造、创新创造等需要时间适应或者涵养的领域，大干快上、速干速成就很容易犯急于求成、急功近利的错误。尤其是在利益和政绩的推动作用下，这种急于求成的冲动常常先乱了自己的节奏，导致工作对象的抵触，造成事情的曲折或失败。
中国人做事特别注重“情”“理”二字，情感上要让人能接受，要给予时间，道理上要说得清楚，要立得住，而且“情”的重要性往往在“理”之前。进入现代社会后，除了“情”“理”之外，还要讲一个“法”字，即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百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移风易俗”多数还是为了使社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价值观，但做事不易，成事更难，所以无论是红头文件也好，乡约村规也好，无论是规则本身还是执行程序，都必须用合情合理合法的标尺来丈量。
在具体操作中，有关部门要讲究技巧，用足法理、道理，立足村情、人情，兼顾传统与现代、特殊性与普遍性，找准病灶所在，对症下药，方能互利共赢，取得老百姓的真心拥护和支持。
乡里耆老、企业家、名流贤达，这些人在群众心目中颇有威望，是大家争相仿效的人物，应该先把他们动员起来，主动融入移风易俗大潮；还要清楚一点，不良风气往往是由个别人引发的，特别是有一定家财又喜欢炫富的“土豪”，对于这一部分人，就要严加管制，下猛药以治之；另外，党员干部又是不一样的一类群体，手握公权力，能不能“拿自己开刀”，对于群众是观望不前还是“痛改前非”至关重要。针对这些对象，要分别施策，精准“用药”。
如何把各项细则落实到位？镇村两级基层力量尤为关键，是移风易俗的马前卒、先锋官，不仅要制定问责机制，对马虎应付、敷衍塞责的行为进行惩戒，还有必要建立适当的奖励机制，对工作突出者授予荣誉，也不失为一种鼓励和认可，令实干者感到欣慰，这样既能引起他们的足够重视，又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举两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