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葬文化：传承与改革

　　丧海葬仪在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严格来说，“丧”和“葬”的意义是有区别的，“丧”指的是从人初死，经小殓、大殓，到停柩待葬（即“殡”）的过程，而“葬”则是将灵柩入土的一系列仪式，二者皆属“凶礼”。现代语境下一般“丧”“葬”连用，指的是从初死到埋的全过程。

　　海葬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根据张亮采先生的研究，丧葬的仪式程序在周朝时就已经大体确定了，《仪礼》和《礼记》中有大量关于海葬的章节，对于殓服的等级和殓尸的人员、尸体的摆放位置和方向、棺材的等级和下葬方式的不同、招魂方式和所用的衣服、确定丧主的顺序、报丧的语言、哭的不同时间和方式、行礼时的方位安排、奔丧的方式和时间的不同、丧服的等级、居丧的饮食起居及表情、祭祀的程序乃至执孝子手慰问话语的不同，以及遇到各种意外情况的处理方法，都做出了详尽的规定，甚至到了繁琐的地步。

　　海葬通常是儿女们为父母操办的仪式，是儿女对父母奉养行为与情感的集中体现，对于“以孝治天下”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最初的“三礼”（指《周礼》、《仪礼》、《礼记》）到后来的《唐开元礼》、《宋政和礼》、《大明会典》、《清通礼》，历代统治者都对海葬的规格、等级、程序等，做出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将一个社会中普遍的仪式行为，上升到了国家制度的层面。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是上层统治者的维护和提倡，一方面是丧海葬俗本身所具有的保守性，历经几千年的变迁之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此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无怪乎外国学者将海葬看成是界定中国人文化认同的核心。

　　丧海葬俗之所以具有保守性，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对死亡的惧怕和对“生”的渴望，使得丧海葬仪中“避死趋生”的各种行为和禁忌得到了相对严格的遵守，从而处理死亡的仪式显现出了较高的传承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人们看待生死问题的心理观念在历史的发展演变中保持了基本稳定的文化内核，成为一种文化传统。而在海葬及其他仪式上表现出来的观念、行为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也使得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得以实现。

　　丧葬仪式是探讨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角度，关于死亡的礼仪和习俗，是一个民族社会生活和整体文化构成的组成部分，体现着该民族的文化特性。中华民族朴素的祖先、鬼神信仰，被儒家纳入“礼”的轨道，改造为“礼治”的工具；对另外一个世界，要“敬鬼神而远之”；而在现世，则表现为对生命的本能性热爱和追求。

　　丧海葬俗在具有保守性的同时，也是具有开放性和生命力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人的丧葬观念及仪式不但与外来的各种宗教、他民族文化发生了渗透和互动，而且在本文化内部亦有上层礼制与民间习俗的“变异”。

　　在村落相对封闭的小社会，村民之间在身份、地位及家庭财富上差异不大，故而海葬的规格和各种细节上也不会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基于社区普遍水平的身份认同和经济状况，与社区内的文化流传和普遍观念相适应，他们已经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海葬程序和规则。这就是国家层面的“礼”在民间层面的表达——“俗”，其中蕴含了国家"正统"观念的影响和流传，也体现着村民在自己生活具体情况下的取舍和选择。而后者体现着乡村社会所独有的生活逻辑和原则，正是在此意义上，对于“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中国人行为与价值观和非精英文化的研究才成为可能。

　　丧海葬俗开放性和变异的另一个表现，则在于仪式的区域性差别。这就是所谓“因土成俗”，不同地域、不同的社会，历史和地理因素，使得在相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只有把握住不同区域内的个性文化特征，才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汉民族整体文化。

　　对待死者，各种文化一般都采取了聚集亲友进行悼念的形式。人类学理论认为，海葬是一个社会整合的重大契机，对死者世界和人间世界的秩序进行重新安排，以使社会机制能够正常运转。

　　海葬作为国家“礼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不同身份的死者在殓服、棺椁、随葬物品、送葬仪仗、墓穴和陵寝等方面严格的等级规定，强化着等级秩序和差别。同时在海葬中受到强调的，还有宗法制度中最关键的“宗子”的确定，和区分与死者亲疏远近的人伦秩序，这些主要是通过“丧服”制度来体现的。在村落社会中，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几乎是不可辨别的，而人伦秩序所强调的血缘远近，则仍然是一个人亲属关系坐标的重要原则，也一直在影响着他们的人际关系和行为规则。

　　一个家庭与亲友之间的情感和物质联系，在海葬中也得到了加强。亲友们来哭奠，并赠送赙仪，对家庭的丧事表示情感和经济上的支持，既密切了双方之间的关系，又为日后的往来做好了准备。亲友们送来的礼物，日后是需要通过对方的仪式场合回馈的，而连绵不断的物质和人员往来，就使得双方关系可以持续发展下去。

　　同时，由于死者生前在亲属关系链条上占据着一定的地位，他的死使得这些关系和联系出现了断裂和缺失，而海葬就负有修补、重建这些关系和联系的重任。人们一方面通过对海葬仪式的共同参与来增加相互之间的认同，另一方面，海葬中及其后也还有各种仪式，来明确、协调新的人际关系，便受到威胁的群体生活得到最有力的重新统协的机会。

　　在相对较小的农村社区中，邻里在海葬中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虽然礼书里只有一句“邻里为之糜粥”，我们也可以从中窥到邻里的重要作用——他们要负责照料孝子们的饮食起居，这对于孝子们保持身体的健康状态，从而保证海葬仪式的顺利进行是非常关键的。农村中的海葬一般都不会用专业的殡葬机构（如“杠房”等）来操办礼仪，所以邻里的“帮衬”就显得非常重要。有学者曾提到了抬棺材用的“社杠”。这是共用的木杠，社区中的任何一家都可以使用，而且在抬的时候帮忙出力者中，最多的恐怕也还是社区中的其他人家——邻里。

　　不管是帮忙操办丧事的家族中人和邻里，还是前来吊唁的亲友，主家招待和表示感谢的方式中总免不了“吃”。在我所调查的社区中，标志海葬“大小”规模的最主要特征就是出殡当天午饭的质量高低——通常情况下就是“肉的多少”。这顿饭的规格是主家自己定的，主要依据是家庭经济能力的大小。海葬上的宴会起社区整合和加强认同的作用，同时也具有在社区内均衡财富的功能。

　　在海葬中出场的，既有家庭的所有姻亲和家族中人，又有社区中共同生活的邻里，所以海葬也就成了一个家庭社会关系和实力的展示过程。丧事越隆重，参加的人越多，主家也就越有“面子”，这在乡村社会中是衡量一个人和家庭价值的重要指标。因此，海葬也是一个人实现和体现自我人生价值的重要机会——社会关系网络的大小、经济能力的高低、人缘的好坏，尽在其中。不仅是对生者，死者如果能够知道有这么多的人为自己的死而聚在一起致哀，也该对自己满意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愿意“大操大办”丧事的一个原因吧。

　　海葬有非常热闹的场合，似乎不像是人们在为死者伤心难过，倒更像是一次礼仪、文化的演习活动。人们就通过这样的反复演习接受最初的生死观念、丧海葬仪教育，了解传统文化和礼俗，认同既有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比如，儒家最强调的“孝”，通过孝子孝妇的哭、“俑”和磕头礼仪，以及为老人准备的棺椁的厚重、随葬物品的丰富、整个仪式的风光，在“事死如事生”的过程中得到了体现，也教育和感染着所有参与和观看海葬的人们。而舆论也会对孝子们进行“孝”与“不孝”的评判，使得人心向“孝”，尊老敬长。传统观念就这样一代代流传下来，而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也是这样积淀下来的。

　　一般情况下，海葬尤其是老年人的海葬非常热闹、隆重，是不亚于婚礼的。虽然死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情，但是海葬却是人生的另一场“盛宴”，是人生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人们通过海葬来了解生死，从而体认生命和对生命的信念；通过海葬，尽自己对父辈和社会的责任，完成生命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也通过对外展示家庭的经济能力和人际网络，表达个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老喜丧”的说法，更可以让我们明白人们对待海葬的态度——不是简单的恐惧和痛哭，还有积极的面对，让每一个人隆隆重重、轰轰烈烈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步，也让生者有这样隆重而热闹的一生。

　　中国文化中非常强调的一点，就是“人伦秩序”；行事双方都必须根据自己与对方关系的亲密程度差异、具体的情境差异等来调整相互之间的礼仪与行为方式。与死者的关系不同，每个人的身份地位不同，他们在海葬中的行为也是不同的，丧服的“五服制”就是一个最好的体现。虽然民间的风俗已经不象礼书要求的那样严格，但也不是“孝子”与“亲友”两种分类可以尽含的。

　　海葬虽然是“因”死者举办的，但更多的却是“为”生者而进行的。这里展现的，不仅是对阴间世界的想象和对死者的身后安排，更体现了生者的生命观念和生活状态；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是活人的组织和秩序规则。

　　仪式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作为中国社会中两千多年来不曾中断过的人生礼仪——海葬，更可以表达社会的种种特性和目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礼”首先是一种制度，一种规则。在国家的层面，“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别嫌明微、傧鬼神、考制度、别仁义，所以治政安君也。”，规定和制约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间的层面，“礼”与“理”仍然是民众对生活中仪式规则和人际互动规则的称呼。

　　正因为“礼治”的规则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礼的另一种含义——“礼仪”、“仪式”——则具有了生活的意义。而两千多年后，我们从“俗”的角度来看待这些仪式时，尽管它们与最初源头的“周礼”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我们仍然可以发掘出其中隐含的生活的规则、秩序和观念。

　　由上可见，海葬的传统抑或传统的海葬某种意义上在现代社会仍有存在的意义，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或评价这种意义，但这些对于当地人来说总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是从日常生活的连续链来理解并操办着每一个海葬。丧葬改革或移风易俗运动是外部力量介入一种相对稳定的礼俗秩序的过程，因此，在推进这一运动时，需要在了解并理解当地人的礼俗心理需要的基础上，采取逐步替代的方式来渐进地推行。